◎林疋愔
日前，中共網路審查系統「防火長城」出現史上最大規模的內部文件外洩事件。超過500GB的原始程式碼、工作日誌和內部通信紀錄被公開曝光，詳細揭露了「防火長城」的研發運作細節，以及相關技術向海外的輸出情況。而此次外洩源自其背後的核心技術單位「積至（海南）信息技術有限公司」（Geedge Networks Ltd.）以及「中國科學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的MESA實驗室。
文件內容顯示，該公司不僅為新疆、江蘇、福建等地方政府提供服務，構建省級防火牆，還透過「一帶一路」框架，向緬甸、巴基斯坦和哈薩克等多個國家輸出審查與監控技術。這起事件並非一次單純的資訊安全意外，而是具有更深層的結構性意涵：中共正透過企業外包與聯盟合作的方式，將科技威權的治理邏輯與模式合法化，形塑一種跨國的數位威權秩序。
輸出技術換取市場依賴
長期研究中國大陸社會的學者李靜君曾提出「全球中國」的框架來觀察中共威脅。具體而言，「全球中國」泛指中共向外擴張影響力的現象，並非單純的外交政策或地理概念，而是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權力擴散，主要體現於3種形式：「經濟治國」、「恩庇主義」、「符號統治」。如果我們把「防火長城」視為中共治理模式的一部分，就能理解中共如何將內部的數位統治工具，轉化為所謂的「全球中國」，或是說轉化成領導「全球南方」的一環。
對北京而言，透過輸出基礎建設與技術，換取政治影響與市場依賴，是一種相當具影響力的「經濟國策」。在「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下，中共積極推動「數位絲路」，提供網路通訊基建、雲端服務與監控技術給發展中國家。這些技術合作往往附帶防火牆的過濾功能，使受援國在提升數位基礎設施的同時，也樂於接受威權資訊控制的模式。例如，「中國電信」在非洲、東南亞建設網路骨幹時，往往同步輸出過濾系統，實際效果是強化當地政府對輿論的掌控。
其次，中共經常以物質資源換取他國菁英與社群的支持，形成「恩庇－侍從」關係。在數位科技領域，防火牆技術本身就成為一種「庇護工具」，中共向其他威權或半威權國家提供廉價的監控系統，協助統治者穩固政權，進而換取在國際舞臺上的政治支持。例如，部分中亞與非洲國家便採用中共提供的網路審查與臉部辨識系統，這些國家領導人因獲得網路維穩技術而對北京產生依賴，這種不對等的關係，正是「恩庇主義」在數位時代的延伸。
除了硬體與技術，中共還輸出「網路主權」的論述，主張每個國家有權劃定資訊邊界，以對抗官方界定的「外國勢力滲透」。這是一種典型的「符號統治」，經由符號（如話語、媒體）的權力建構來正當化審查，試圖讓建立防火牆的審查機制被視為合理且正當的選項。已有研究者指出，中共在官方及半官方文件中頻繁提及與強調此一概念，積極推動規範國際網路與 AI 治理的新議程，有策略地在外交場合尋求國際可接受的標準。這與孔子學院輸出文化敘事的做法如出一轍，都是中共將內部統治劇本複製到國際的方式。
客製系統滿足特定監控
外洩文件顯示，素有中共「防火長城之父」稱謂的方濱興創立的「積至公司」，至少向緬甸、巴基斯坦、衣索比亞與哈薩克等國輸出監控與審查系統，而且針對不同國家的需求提供客製化模式。以緬甸為例，該公司的部署最全面。相關硬體已安裝在MyTel、Ooredoo、MPT與ATOM等4大ISP（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機房以及其他小型服務商。此外，緬甸VPN的封鎖清單比其他國家更多，涵蓋多達 55 款通訊軟體，包括 Signal 與 WhatsApp。積至甚至研發工具來專門追蹤與攔截翻牆軟體 Psiphon，向緬甸政府展示其系統能針對抗封鎖工具進行即時反制的能力。
在巴基斯坦，積至公司則是接手原本由加拿大公司 Sandvine 提供的業務，推動所謂「WMS 2.0」。這套系統除了部署在國家級網路出口，也深入移動商與當地數據中心。其中的「Sanity Directory」功能可將網路行為精確對應到特定SIM卡，而巴基斯坦的SIM卡制度又與國家數據庫的生物特徵綁定，等於讓每位用戶完全暴露在可識別的監控之下。這使得巴基斯坦政府在大選期間或應處群眾運動時，能精確追蹤並壓制異議者。
哈薩克則是從2019年開始使用積至公司的「安全網關」系統，主打TLS加密的「中間人攻擊」能力。政府可藉此在使用者不知情下攔截並篡改加密通訊，長期下來，至少已在全國17個城市的資料中心運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不只輸出技術，更直接介入他國的封鎖決策與操作。從日誌紀錄可知，衣索比亞2023年2月大規模抗議爆發前夕，積至工程師直接被召喚，協助封鎖YouTube、Twitter等平臺，時間點與外界觀察到的全國性斷網吻合。這些案例說明，中共的數位威權輸出並非一套統一模式，而是依照各國的政治環境、基礎設施與治理需求，設計出不同的監控方案，並可從中進行實驗觀察及數據蒐集，再反饋作為提升自身能力的參考依據。
專制審查激化負面效應
這次外洩事件帶來3個值得反思的問題。首先，它揭示技術依賴的風險，一旦這套審查規則、封鎖邏輯與技術細節被曝光，技術受援國的公民與反對派便能針對性地尋找漏洞，降低封鎖效力。其次，封鎖雖然短期內能維穩，但若過度依賴，很可能激化民怨，反而造成政權合法性危機。尼泊爾動亂的案例就是明顯例證，今年9月初，該國政府以「打擊假帳號」與平臺未依法註冊為由，封鎖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X、WhatsApp等在內共26個社群平臺。此舉立刻引發大規模街頭抗議，示威群眾不僅反對數位審查，也高聲譴責政府貪腐與經濟困境，抗議迅速升級為激烈的警民衝突。最終，在強大壓力下，總理奧利宣布辭職。顯見網路監控不當不僅無法鞏固政權，反而可能成為引爆政治危機的導火線。
最後，它也代表著國際信任的流失。北京長期對外強調「互聯網治理合作」，但當文件揭露大陸民間企業能發動中間人攻擊、即時封鎖VPN、甚至發動DDoS 攻擊時，國際社會對這類合作的質疑勢必加深。質言之，中共就像一個任性的主謀，他隨時操作槓桿，做出對政權最有利的決定；然而，「走出去」或「一帶一路」背後有許多官僚、部委、企業和私人利益，他們既競爭又勾結，經常導致違背或破壞北京的大戰略而造成負面效果，在在凸顯出威權擴散的脆弱與困境。
（作者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