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馳仁
8月12日，美國國務院發布《2024年度人權報告》，其中，「中國大陸篇」除對中共過去常見的任意拘押、酷刑、強迫失蹤、言論與宗教自由受限等系統性侵害的關注外，更明確記錄並強調跨國鎮壓的多樣化手段與受害群體，指出中共政權及其安全機關透過司法引渡、使館體系、僑團與科技監控，對海外藏人、維吾爾人、香港社群及異議者施以監控、威嚇、遣返。無獨有偶，香港在此次報告中也被指出進行跨國鎮壓。
恐嚇到引渡 手段複雜全面
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引用「自由之家」、《華盛頓郵報》、「澳洲廣播公司」、「自由亞洲電臺」與「保護衛士」等媒體與機構的報導，指出中共目前是全球主要的跨國鎮壓者。其中，「自由之家」報告顯示，中共在2014年至2022年期間實施約250起直接的跨國鎮壓行為；該報告直指中共「開展了最全面、最複雜的跨國鎮壓行動」。
事實上，2023年4月，「自由之家」跨國鎮壓報告曾說明，中共參與跨國鎮壓，包括對旅居海外的受害人進行人身威脅及網路恐嚇、以受害人在中國大陸的親友為目標進行威脅恐嚇，另有代理人脅迫、網路駭客攻擊、失蹤以及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司法合作，甚至向外國政府施壓，要求協助進行司法逮捕與引渡等情事。以海外藏人為例，中共使館會要求申辦領事服務的藏族人士提供其在中國大陸親屬詳細資訊，因此被懷疑這些資訊被用於對海外藏人的親屬進行威脅，做為對海外藏人批評中共政權的報復。
再根據「自由之家」在今年釋出的資料顯示。2014至2024年間，全球已記錄1219起「實體型」跨國鎮壓事件，涉入48個政府、波及103個國家；其中，中共占272起、約22%，為全球最主要施行者。這些數據與國務院報告中的觀察互相佐證，表示中共的跨國鎮壓兼具規模與制度化特徵。中共在跨國鎮壓操作上，除法律與行政手段外，也採取「海外警務站」與「反腐追逃」為名的長臂執法。目前相關研究指出，2016至2022年間，至少有4個地方公安系統在53國布局逾百個「服務站」，做為中共國內「勸返」「獵狐／天網」等行動專案海外工作站，這導致國家主權與個人人權雙重爭議。美國司法部近年亦揭露並起訴相關個案：去年12月，紐約「祕密警察站」案涉案人員認罪；今年5月，又有一名英籍與一名中國大陸籍人士因跨州跟蹤恐嚇美籍異議者而被起訴，顯示跨國鎮壓不僅發生在第三國，也直接觸及美國本土。
代理懲罰 強化「威權韌性」
中共大舉進行跨國鎮壓，其背後隱藏的邏輯是為穩固其政權統治。在學術界用「威權韌性」這個詞彙來稱呼，德國學者Gerschewski提出威權政體為維持統治，需要透過「鎮壓、收編、統治合法性」3個支柱來完成。在人口高度跨境流動的現代，國內鎮壓與審查已不足以阻斷反對威權政體的傳播時，威權政體便將鎮壓向外延伸，進而形成「跨國鎮壓」。其目的在於阻止海外動員、分化社群、嚇阻募資與倡議，並對內傳遞強硬訊號。有研究顯示，國內鎮壓的強度上升，往往隨後帶動跨國鎮壓的頻率與烈度，因為境內高壓會迫使更多活動轉往海外，政權遂以「外部化」方式維持威懾；此一動態在中共的「維穩」工作體系中尤為顯著。而威權國家常透過「代理懲罰」即傷害或威嚇海外異議者留在本國的親屬，來降低海外異議者的參與反抗的意願。
「自由之家」與多位學者進一步歸納跨國鎮壓的策略組合分別有：「直接影響」即派員對海外異議者進行跟蹤、綁架、暗殺、非法拘禁與脅迫遣返；「境外執法」透過國際組織與外交關係；「數位打壓」透過駭客入侵、網路釣魚、輿論攻擊來破壞海外異議者的關係網路；「代理人與統戰網絡」以僑團、學生會、商會或文化協會同步對海外異議者進行監控與分化；「法律外溢」藉由國安、情報與網安法規納入域外適用條款，將外國公民與行為納入處罰範圍。
以上機制之所以能夠強化威權韌性，在於它同時服務2個受眾：對外，它壓縮民主社會的言論空間與法律縫隙；對內，它向支持者與菁英傳遞「政權仍可控」的訊號，維持恐懼秩序與組織動員。在中共案例，研究者已指出國安體系、公安系統與統戰部門對海外社群的協同分工，以及「國家情報法」、「國家安全法」等法律條文強化域外管轄的趨勢，正是上述理論的典型實作。
對中共而言，跨國鎮壓不單純是官方宣傳中的「追逃」或「反恐」敘事，而是中共威權韌性的一環：它把國內壓制的工具箱「跨境升級」，應用在更廣的地理空間，以維繫威權政體的資訊壟斷與政治威懾，並透過可否認的方式降低成本與外交風險。
境外威懾 穩定內部統治
結合人權報告與威權韌性理論，可以發現一個清晰邏輯，亦即中共的跨國鎮壓，源自於中共對統治可持續性的深層焦慮。這種焦慮至少體現在3個層次。
第一，對「海外社群政治能力」的焦慮。海外社群愈能募資、倡議與跨國連結，愈會被視為削弱政權敘事與制裁風險管理的關鍵節點。這解釋了為何跨國鎮壓特別集中在維吾爾、藏人、香港人與海外華語媒體人身上。
第二，對「法律與主權邊界」的焦慮。中共面對民主國家的司法獨立與言論自由，單純在中國大陸境內封鎖已無法「關掉」海外敘事。中共選擇以「海外警務站」與「勸返」網絡，在境外形成準執法觸角；以與第三國的警務與移民協作達到「境外執法」；以適用外國的國安法規配合通緝與懸賞，將海外倡議者納入追訴。這些做法對所在國的法律秩序構成壓力，形成「法外治理」的負面案例。
第三，對「資訊場域與菁英團結」的焦慮。人權觀察2025年報告指出，中共對少數族群與香港的鎮壓未放緩，並持續加強資訊控制；歐洲議會研究亦警告，跨國鎮壓正在收縮歐洲公民空間。英國2024至2025年間出現混合戰特徵：協調帳號在右派社群中煽動對流亡港人的攻擊，伴隨個資外洩與假冒在地言論。
綜觀人權報告與學術研究，可以確定「跨國鎮壓」已成為中共制度化、常態化的治理手段。這些操作不僅壓縮海外社群的生存空間，也對民主國家的法治與公民自由構成挑戰。從威權韌性理論分析，跨國鎮壓展現中共將「維穩」外溢的能力。它同時服務於對內的統治信號與對外的威懾效果。而背後的驅動力並非外部敵意，而是對統治可持續性的深層焦慮。（作者為兩岸問題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