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指出，若中共對臺灣動武，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依據現行「安保法制」，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此一意在表達日本務實面對當前西太平洋安全環境潛在風險的發言，卻招致中共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網路社群平臺「X」，以極具侮辱性與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攻擊，引發日本輿論譁然。
薛劍雖迅速刪文，但隨即又發文挑釁稱：「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是日本部分愚蠢政客選擇的死亡之路」，致使日方提出嚴正抗議，也再度暴露北京外交體系內潛伏的多重問題，以及其中所反映的荒謬與矛盾。
事實上，高市早苗在國會所言，只是說明如果臺灣因共軍蠢動而「有事」，日本有義務依據「安保法制」進行防衛評估，絕非鼓吹戰爭；何況，日本基於《和平憲法》及《美日安保條約》架構，透過行使「集體自衛權」確保安全利益，乃至於維護區域和平穩定，原本就是日本防衛戰略核心。
日本社會的生存發展，高度仰賴對外交通，因此如何守護「海上生命線」，一直是日本戰略社群思考的問題。高市早苗表達的立場，既是為警示中共切勿軍事冒進，也在呼應國際社會對保障印太地區自由航行的共同關切。北京當局若刻意曲解日本安保戰略的思維脈絡，不僅是外交誤判，動機也相當可議。
中共駐日除東京「大使館」外，大阪、福岡、札幌、長崎、名古屋和新潟都有「總領事館」，其中大阪「總領事館」因長年與關西地區企業及學界互動頻繁，被視為北京推動對日「民間交流」的重要據點，地位特殊。
是以，此次事件由中共駐大阪總領事挑起，格外耐人尋味，是否係北京有意藉故測試日本外交反應？以為中共駐日大使或「外交部」正式強硬表態鋪路，預留日後升級衝突伏筆？又或者只是個別官員為博取共黨高層賞識的譁眾取寵愚行？無論如何，中共「戰狼外交」的重現，再度重挫其國際形象。
「戰狼外交」源於中國大陸動作電影《戰狼》，意指要以強硬姿態應對外部世界。2019年起，因中共鎮壓香港、隱瞞新冠肺炎疫情等連串嚴重執政失當行為，遭受國際社會抨擊，中共外交官遂開始在國際場合，頻以激烈、侮辱性的言語回應外部批評。此類言論的「戰狼指數」於2020年達到高峰，尤其是針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此種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態，也加深了北京當局在國際社會的惡霸形象。正因為外交講求的是說法論理與風度禮儀，中共卻以「戰狼外交」沾沾自喜，儘管北京曾試圖調整，但「薛劍事件」凸顯「戰狼文化」仍深植中共外交體制文化。
回到問題本質，高市早苗之所以會有制度性防衛的延伸答詢，正是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區持續的軍事擴張，和「灰色地帶」行動挑釁行為，我國與日本、南韓、菲律賓、越南等區域國家都深感威脅。高市早苗的發言，只是站在確保日本國家安全與維護西太平洋戰略安定的立場，和薛劍所謂「干涉中國內政」的囈語根本毫無關係。然而，此一事件反映出，北京當局始終不願反省檢討自身粗暴行為對周邊國家的危害，只會一味指責他國，顯示其一方面鼓吹「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論述，一方面卻以「戰狼外交」、「混合戰」破壞和平的矛盾。
薛劍以殺戮字眼威脅他國領袖的失當言論，完全違背世界各國公認的外交禮節。當國際社會正在觀察北京當局是否真的有意修正「戰狼外交」策略，以挽回其耀武揚威的外在形象，薛劍所透露的，既是中共外交官以偏狹民族情緒，取代理性思維的危險趨勢，更是中共早已失去在國際場域進行理性溝通能力，以及北京外交體系官員只想藉激進言論，「彰顯政績」向上邀功的真相。
外交是溝通和協調的藝術，不是恫嚇與侮辱的表演。如果北京當局不懂得反省，做到對他國的尊重，讓「戰狼外交」復燃，將讓中共再度淪為國際笑柄，其所稱塑建「可信、可愛、可敬」的國際形象，將為「幼稚、可怕、鄙視」取代。
綜言之，中共外交官再次的惡質發言，其實也是北京當局對於難以阻止國際社會關切臺海安全議題，惱羞成怒的一種集體情緒反應，國際社會應藉此重新評估中共外交策略動向。除了要呼籲中共真正放下「戰狼思維」，尊重鄰國主權與制度差異，回歸理性對話，維持和平穩定；面對當前形勢，我國更應該成為國際民主合作的橋梁，堅定和民主國家攜手，維護區域的繁榮安定，這是我們與國際社會無可迴避的共同責任。